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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单一色的搭配
传统文学生产机制对余秀华诗歌的传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随着络文学、80后青春文学等新型文学生态的出现，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型变迁问题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，在文学期刊步履维艰、文学出版发行量锐减等现实问题面前有学者发出了“传统文学生产机制的危机”的警示之声，“文学期刊：老龄化、圈子化、边缘化”、“‘专业―业余’作家体制的解体”等问题，使人不得不对传统文学机制做相对悲观性的言说④。不过，从余秀华事件中我们会发现传统文学期刊（如《诗刊》）、主流文学场地（如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）和传统文学人才的发现方式（如免费投稿邮*制度、大刊编辑慧眼识才等）在当下并没有完全失效。据悉，余秀华中学辍学后尝试写诗，2005年开始发表诗作，2014年3月《新诗》杂志也曾发表《余秀华的诗》，荆楚理工学院的刘云峰还曾发表《余秀华诗歌细读》的评论文章，一直到她的诗歌在《诗刊》发表，并获邀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诗歌朗诵，这一切都说明了传统文学生产机制仍然“在场”并成为余秀华诗歌“事件化”的基石，络等在传播余秀华诗歌时利用《诗刊》、沈睿评论等甚至是新媒体需要“借力”传统文学体制的证明。所以，轻言传统文学生产“危机”尚太早。但这并不等于说传统文学体制就没有问题，比如怎样使其更有效接近文学现实与时代审美现实？如何将自身的话语体系同变化了诗歌语境相契合？文学精英/大众的二元对立思维是否有打破的必要？因为在迄今为止的余秀华事件中，我们并没有听到多少评论界有力的声音，而已成名诗人们呢，则面对余秀华的火爆或者沉默（避免“余秀华诗歌事件”进一步扩大化），或者像与余秀华同年出生但早已成名的沈浩波那样，以余诗“无论是从其诗歌的整体水平看，还是审视其中的局部的语言、内在情感与精神，都没有太多可观之处”⑤表达不无偏激的反感，或者像徐敬亚那样以“真正的诗是高贵的，常人不可及的”、“精英们玩精英的，大众们玩大众的”⑥等体现出不可化约的精英主义姿态。
